謝明瑞
摘 要
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，鄧小平與習近平兩人的決策模式悠關中國大陸的政治與經濟發展，同時影響兩岸關係甚巨。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一般可分為實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、國有企業私有化、計劃調控市場與市場引導企業、國營進民營退，以及以習近平的政經轉型為主軸等五個階段，每個階段的改革開放重點不同，但對中國後續的政經發展影響甚大。另外，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，台商扮演著重要的促進角色，唯其早期為主要的前導支柱，中期為投資地區的改變，以及後期為被邊緣化的情勢。整體而言，大陸改革開放40年，台商對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貢獻十分明顯，不論是過去、現在及未來，其成就均無法抺滅。由於經濟發展和政治的民主化互為影響，兩岸都瞭解台灣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，在未來發展過程中，宜以兩岸追求共存共榮為主要的願景。
關鍵詞 改革開放 台商 兩岸關係 解嚴與探親
一、前言
2018年2月14日，習近平在大陸國務院舉行春節團拜時，提到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年，並強調2018是「承上啟下」的關鍵年。其中，「承上」即「承先」，是指1978年中共召開11屆3中全會，中國自此走上改革開放之路，開啟大國崛起的新紀元。「啟下」即「啓後」，是指十九大後新時代的啟動，包括如何透過制度改良來增進統一的吸引力，因為唯有兩岸走向真正融合，中華民族的融和與復興才有意義。
1978年12月，中國開始實施的一系列經濟改革開放，主要是依據當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「對內改革、對外開放」政策，這一決策改變了中國大陸自1949年後對外封閉的情況，使中國經濟逐漸走向高速發展。
另外，大陸改革開放40年，台商對大陸改革開放的貢獻極大，中國大陸宜珍惜台灣對大陸經濟發展的貢獻，不管是過去、現在及未來，兩岸都應給予包容與支持。事實上，經濟發展包括政治的改革或政治經濟的民主化，雖然目前中國大陸經濟崛起，台灣在國際經濟之間則逐漸被邊緣化，唯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中，都應有共同追求的共存共榮之願景。
二、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
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，過去鄧小平是改革開放中最核心的人物，被稱為「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」，而現代的習近平則是兩岸關係的最重要的主導者，兩人的決策模式悠關中國大陸的政治與經濟發展，同時影響兩岸關係甚巨。有關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，一般可分為下列幾個階段，簡述如下。
(一).改革開放階段
1978年以前，中國大陸實行計劃經濟，由政府控制和管理社會資源。改革開放以兩個階段引進市場經濟原則，對中國經濟發展造成重大影響。若從政經變動的發展時間來加以觀察，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一般可分為1978-1984年、1984-1989年、1992-2002年、2002-2012年，以及2012年-現在等六個階段，且每個階段的改革開放重點不同。但若不以重大政策為區分條件，而以十年為期，則中國大陸的改革階段可分為下列幾個部分來說明。
1.第一階段(1970-1980年)：以實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主。
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階段主要是廢除農業集體制度，對外資開放本地市場，以及允許本地企業家開創事業，唯大部分工業仍然由國家擁有和營運。1978年12月18-22日，中國大陸舉行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，會中決議停用「以階級鬥爭為綱」的口號，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，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，並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；其中，鄧小平在這次會議中所發表的《解放思想，實事求是，團結一致向前看》的綱領，被視為是中國最重大的改革開放宣示，而十一屆三中全會也被視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開端，因為大會以後，中國政府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。
1979年，全國農村逐步開始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，即「分田包產到戶，自負盈虧」。另外，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，深圳被視為是改革開放中最為成功的城市和經濟特區之一，因其經濟發展快迅，且對中國未來經濟的發展方向影響甚大，被稱為「一夜崛起之城」，其發展速度則被稱為「深圳速度」。同年7月15日，中國決定在深圳、珠海、汕頭和廈門試辦經濟特區，此後中國政府創辦了更多的特區，並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。
2.第二階段(1980-1990年)：以國有企業私有化為主。
大體而言，中國第二改革階段的主要政策包括國有企業私有化，以及國有企業承包制度，在此一階段的改革開放中，中國政府不再控制物價，並廢除部分保護主義政策，唯國家仍然控制銀行業和石油工業等基本行業。
1984年5月4日，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了設立海南省，以及建立海南島經濟特區的決議，同時決定進一步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。1985年2月18日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在長江三角洲、珠江三角洲，以及閩南金三角開闢沿海經濟開放區。1988年3月18日，國務院進一步擴大了沿海經濟開放區的範圍，將杭州、南京、瀋陽…等140個市、縣等，同時劃入經濟開放區。
1989年6月4日，解放軍戒嚴部隊開進北京，以武力強行驅散示威學生及群眾，此一以軍隊強力鎮壓學生活動的事件，被稱為六四天安門事件，對後續的改革開放進度影響甚大，因為在經歷此一事件的民意衝突以後，對中國後續的改革開放構成很大的威脅，同時也造成改革開放面臨中斷夭折的危機。
整體而言，在1980-90年代，整個亞太經濟的基本結構是以美、日、歐盟為核心，以韓國、臺灣、香港及新加坡等亞洲四小龍為半邊陲地帶，並以處於邊陲地帶的東南亞與中國大陸等為分工關係，且此一分工形勢維持了一段很長的時期，唯中國的改革開放與資源能量的擴張，逐步改變了這個分工合作的結構。
3.第三階段(1990-2000年)：以計劃調控市場與市場引導企業為主。
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，中國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，大會通過《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》，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寫進黨章，這也是中國境內社會維持穩定，經濟長期快速增長的階段，因為當時的「八五」計劃或稱為第八個五年計畫是指中國制定的從1991年到1995年發展國民經濟的計劃，影響後續發展甚大。
1990年開始編制「八五」計劃時，中國因為天安門事件，正在經歷一場經濟全面整頓的改革浪潮，斯時，西方主要國家也因為天安門事件而實行對中國的經濟制裁，八五規劃一度受到影響，唯在時年已87歲的鄧小平之「強調穩定是對的，但強調得過分可能喪失時機」的講話，以及1987年召開的十三大所提出的「計劃調控市場，市場引導企業」之最高指導原則下，其所制定的「革命是解放生產力，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」政策中，成了當時的主流論點。
因為「八五」計劃的成功，而讓「九五」計劃有了更大更周詳的改革開放契機，也獲得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質成果，其中，1990年，中國開發並開放浦東地區，並在陸家嘴成立了全中國第一個國家級的金融開發區，此一位於浦東新區黃浦江畔，與西岸的外灘金融創新試驗區相對的陸家嘴金融貿易區，是全中國唯一以金融、保險和證券，以及商貿為主要產業的國家級開發區。由於上海陸家嘴是改革開放成功的標誌之一，也是現代中國的經濟中心，因此，被喻為是「中國版的華爾街」。
1997年，鄧小平逝世，改革依舊得以進行。1997-1998年期間，中國展開大規模的私有化運動，除了少數大型壟斷企業外，幾乎所有的國有企業都遭到清算，而私有企業的興起，也為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造成重大影響。
4.第四階段(2000-2010年)：以國營進民營退為主。
2000 年10月，美國給予中國永久貿易夥伴地位，2001 年 7 月 13 日，中國申辦奧運成功，政經實力如日中天，2002年，中國召開十六大全國代表大會，傾向保守的胡錦濤和溫家寶開始逆轉原先的改革措施，政府的政策加入了更多「平均主義」和「民粹主義」成分，也增加了對醫療保健部門的補貼和控制；這段期間，不僅企業私有化活動不再進行，且國營企業有再度膨渤發展的走勢，也讓中國經濟呈現出「國營進民營退」的趨勢；另外，中國政府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，房價暴漲，導致社會和家庭產生許多問題。
2001年至2004年，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這段期間，國有企業的數量減少了將近一半(48％)。同時，政府亦積極降低關稅、削弱貿易壁壘、制訂更開放的法規，並對銀行體系進行改革；2001年12月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(WTO)。2005年，內資民營經濟在GDP中比重占比將近一半(49.7%)，外商和港澳台的比重約占15%，爾後，此一重國營輕私營的比重持續擴大，對中國經濟體系產生重大影響。同年，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，中國取代日本，成為亞洲最大，也是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；唯在經濟私有化的過程中，有些企業如石油業、銀行業等，仍繼續保有國有壟斷企業的存在。
5.第五階段(2010年-現在)：以習近平的政經轉型為主軸。
2010年，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國，以及第二大進口國，該年的進口量達 1.4 兆美元，占世界進口量的10%。2012年，中國的出口達 2.0489 兆美元，比2001 年的 2,662 億美元增長了 6.7 倍。同年11月，中國召開十八大全國代表大會，習近平當選總書記和軍委主席。爾後，中國擴大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控制，同時也反映了中國新的企業管理政策，而在國際經濟亦相對不佳的情況下，造成中國經濟的結構不穩定，增長放緩，兩位數字或「保8」的經濟成長不再。
2013年以後，在習近平的領導下，持續三十五年的中國改革開放政策開始逐漸調整(1978-2012)，雖然中國仍堅持改革開放，習近平也明確宣告中國將繼續對外開放，且會加大開放幅度，但中國的統治模式基本上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變。這期間，中國推出了一帶一路、亞投行等計劃，以及《中國製造2025》的政策綱領，積極促進經濟轉型。
2018年3月，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憲法修正案，以習近平為權力核心的態勢日愈明顯，同時也終止鄧小平時代開始實行的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，不僅破壞了集體領導制度和民主集中制，也讓習近平有機會成為繼毛澤東之後的終身領導人，這可能會使中國的政局長期處於穩定狀態，讓改革發展的相關政策不會因為政治不穩定而影響實施，但也可能導致中國政局的混亂局面，並對中國的政經局勢發展造成重大影響。
三、中國改革開放的效益
中國大陸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以後，已逐漸走入世界兩強的行列，有關其改革開放的效益，簡述如下。
(一)整體效益快速
在中國大陸的40年改革開放過程中，使中國大陸的市場快速增長，2017年，中國70%的國內生產總值來自私募市場，且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經濟的15%，僅次於美國的21%，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；外匯儲備全球第一；世界最大貿易國；第一大工業國家，中國每年為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達30%以上，其整體效益快速成長，並已成為世界經濟最強盛的國家之一。
(二).中國脫貧成功
在過去改革的40年中，中國GDP年均增長約9.5%；若以美元計算，中國對外貿易額年均增長14.5%。中國人民生活從短缺走向充裕，亦從貧困走向小康，現行聯合國標準下的7億多貧困人口脫貧，占同期全球減貧人口總數70%以上。另外，中國的目標是在2020年達成「整體消除絶對貧困現象」。
(三).中國經濟產品走向世界
從1978年到2012年，在中國改革開放期間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225美元增長到6000美元。2014年，中國外匯儲備約4萬億美元。中國多項經濟產品產量達到世界第一。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資料，2017年，中國大陸人均GDP（國內生產毛額）為人民幣5萬9660元，折合為8836美元，若中國大陸經濟持續向好，可望在2022年成為高收入國家。
(四).中國經濟超日趕美勝臺灣
若從經濟的增長速度及年代來觀察，2007年，中國GDP總量超越德國；2010年，中國GDP總量超越日本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同年，中國廣東省(人口約1億5百萬)GDP總值超越台灣(人口約2千300萬)，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個GDP總值超越台灣的省(個人平均仍遠低於台灣）。2012年後，江蘇，山東，浙江GDP也先後超越台灣，其中，廣東達到兩倍以上。2017年，北京和上海的GDP數值也接近或超越了香港。同段期間內，中國的城市人口比例已從20%上升到50%以上，主要因大量農業人口進城打工，造成城市人口暴增。
(五).國際貿易實力增加
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，中國國家力量大幅增強，國際地位和軍事實力顯著提高。2010年，中國GDP超越日本，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經濟大國，2017年GDP折合11.8萬億美元，位居世界第二；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則達23.194萬億美元，位居世界第一。對外貿易規模位居世界第一大貿易國，同時，中國也成為除美國本國以外，美國國債的最大債權國；另外，中國生產商標(MADE IN CHINA)已經占據世界民生商品20%以上，成為世界工廠。中國已經成為國際社會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，而中國的崛起，可視為是21世紀國際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。
四、中國改革開放與兩岸關係
大體而言，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，臺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，有關中國改革開放與兩岸關係，可分為下列幾個部分來說明。
(一).戒嚴與解嚴
1949年5月19日，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頒布戒嚴令，宣告自同年5月20日零時起，在臺灣省全境實施戒嚴，含蓋地區包括臺灣本島與周邊附屬島嶼，以及澎湖群島，至1987年7月15日，由總統蔣經國宣布解嚴為止，總計38年又56天；而在戒嚴期間，兩岸基於不接觸、不談判、不妥協之「三不政策」，臺灣的外省人無法返鄉探親的。爾後，蔣經國總統有感於兩岸之間的親人分離太久，決定讓凡在大陸有三親等內血親、姻親或配偶的民眾，准許登記赴大陸探親。同年11月2日，政府開放兩岸探親，對兩岸的後續發展影響甚大，前者使台灣走上民主化與本土化道路，後者讓兩岸結束敵對狀態，且兩者形成微妙統獨平衡，影響兩岸的政經發展至深且巨。
(二).兩岸關係的發展
大體而言，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，為順應兩岸情勢之變化，台灣大約經歷五個階段的兩岸關係修正，簡述如下。
1. 第1個階段(1981～1987年)：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為主。
1980年6月，蔣經國提出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」的主張，並成為中國國民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綱領；1982年10月22日，由各界正式成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(Grand Alliance for China's Reunification under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)，由中國國民黨聯合各小黨成立政治聯盟組織，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為宗旨；1983年，大同盟進一步結合工商業而成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基金會。因此，在台灣解嚴之前，兩岸關係是以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」為主要訴求。
2. 第2個階段(1987～2000年)：以國統會的中國統一主張為主。
1990年10月7日，由李登輝總統依據《國家統一委員會設置要點》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(國統會)，為隸屬中華民國總統府的任務編組單位，目的在主導臺灣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，依據「民主、自由、均富」，力促中國統一，並於1991年2月23日第三次會議上通過了國家統一綱領，這也是由國民黨主導兩岸開放的階段。
1998年6月30日，美國總統柯林頓在中國以口頭及在非正式的場合提出三不政策，亦即不支持「兩個中國」或「一中一台」、不支持台灣獨立、認為台灣不應加入任何必須以國家名義才能加入的國際組織，稱之為「新三不」政策；爾後，政府認為追求「國家統一」已屬不可能的結論，因而強調「促進雙方關係正常化」，2006年2月28日，國統會正式停止運作。
3. 第3個階段(2000～2008年)：以重建台灣的主體性為主。
2000年，臺灣首次政黨輪替後，「台灣」取得相對的主體性，也是民進黨重建台灣的主體性，「台灣人」認同已逐漸成為國家認同新主流，這也是民進黨執政八年，台灣政治最巨大的革命性轉變。然而，受限於中華民國憲法的基本格局，和國家認同變遷帶動的族群緊張，雖然台灣主體意識在民間社會已經有高度的成長，但在政治上仍有待新的領導性論述。這也就是何以隨著台灣主體性議論的高漲，國人對族群政治的關注日愈關切的主要原因。
4. 第4個階段(2008～2016年)：以推動兩岸關係正常化為主。
在世界各主要國家的外交關係上，常因國際政經局勢的改變而調整外交政策，因此，即使是曾經交戰的國家如法國和德國，或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，都可能因為政經局勢改變而化敵為友。但和平需要主動創造條件，也需要務實的長期經營，才能期有所成。在兩岸政治條件分離後，由於政治對抗不能創造台海和平，閉關自守亦不能保障台海安全，因此，創造和平需要主動接觸，需要深化交流。其中，如何擴大共同經濟利益，共同開展經濟合作，以及承認兩岸為對等的經濟實體等，都將是兩岸關係正常化的重要考量。
2008年，國民黨取回執政權，並積極推動兩岸關係的正常化，其認為只要兩岸共同接受世界新秩序的規範，台灣與中國便可享有較大的共同利益。而兩岸關係正常化應從敵對僵持走向和平共榮，其主要目標有二，一是共同確保台海和平，維持區域穩定；二是擴大共同經濟利益，創造亞洲共榮。
5. 第5個階段(2016～現在)：以不承認九二共識為主。
2016年，民進黨二度執政，不承認九二共識，忽略已經歷長久經營的兩岸經貿活動，而以ODA模式轉為新南向政策，且對於台灣主體性與兩岸正常化之間仍有其模糊地帶，並以轉型正義為名，啓動內部階級鬥爭，造成兩岸關係緊張、內部不安、社會混亂，以及邦交國日愈減少的窘境。
五、台商與中國改革開放
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，臺灣在中國大陸各地區的投資甚大，而台商則扮演著重要的促進角色，簡述如下：
(一).台商投資方式
1989年，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後，因為民主政治問題導致西方禁運，資金、人力、物力均無法投入中國，僅有台灣的投資不斷，但由於兩岸尚處於對抗時期，台灣對兩岸經貿往來限制嚴格，許多台資與港資合資的方式到中國大陸地區投資，甚至直接就在香港註冊後以港資的名義來到大陸。
二千年以後，臺商對大陸投資逐漸多元化，投資産業層次不斷提高，如第一波以製鞋、塑膠、紡織、基本金屬等傳統産業與勞動密集型産業為主。第二波投資則以消費性電子産品、化工、運輸工具、建材水泥、玻璃、食品飲料等産業為重。第三波投資則以電腦、電子資訊、半導體、精密機械等資本與技術密集行業為主導。台商除了在製造業領域的層次提高外，其投資範圍與領域也不斷擴大，包括房地産及土地開發、商業、金融、保險、證券、風險投資、旅遊、專業服務、資訊廣告、醫療、教育、媒體等領域，範圍寬廣，影響深遠。
(二).以勞動密集產業為主
1987年，台灣解嚴，兩岸逐漸進入經貿合作，台商以不同的投資方式進入中國大陸市場，唯初期的投資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、技術水準較低的行業，如製傘、製鞋、成衣…等。1989年，台資對中國大陸投資項目只有540個，協議金額僅5.5億美元，實際利用資金更低至1.5億美元。1990年，台灣正式公布《對大陸地區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管理辦法》，有條件開放台商間接對大陸投資，促進台商對大陸投資的發展，台商以「台灣接單、大陸加工生產、產品外銷」為經營模式，外銷比率平均達85%，兩岸經貿關係發展逐漸熱絡。
(三).兩岸經貿關係日愈密切
1993年，鄧小平南巡後，台灣開始大規模赴陸投資。1992-1994年期間，台商對大陸投資項目計2.3萬家，協議金額200多億美元，實際投資額75.8億美元。1994年，台商在大陸投資的企業已達6萬家，累計投資金額約2000億美元。2014年兩岸貿易額為1983.1億美元，其中，大陸對台出口462.8億美元，自台進口1520.3億美元，大陸與台灣貿易逆差達到1057.7億美元，目前大陸是台灣第一大出口市場和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。2001年12月，中國大陸正式加入世貿組織(WTO)，為配合大陸經濟的新發展時期，臺商開始擴大在大陸的投資，並調整投資策略，兩岸經貿關係日愈密切。
(四).台商角色的轉變
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，台商角色的轉變可分為下列幾個部分來說明。
1.台商為主要的前導支柱
1970年代末期，大陸啟動改革開放，台商大量湧入大陸投資，不僅成為兩岸經貿關係發展最重要的前導支柱，同是亦是促進兩岸社會經濟融合的力量，也成為大陸經濟改革與發展的重要助力。亦即在大陸過去近40年的改革開放的過程中，台商憑藉其充沛的資金、先進的技術、豐富的管理經驗，以及兩岸同文同種等優勢，扮演著十分重要的推動角色。
2.台商投資地區的改變
隨著中國區域經濟發展與開發重心的轉變，臺商對大陸投資區域格局也在發生相應變化。80 年代，臺商投資以地緣及文化為主要考量因素，投資以福建省為主；90年代，台商對距離香港較近的珠江三角州地區投資大幅增加，1992年，臺商對廣東省的投資金額已超過福建省，並成為對大陸投資最多的地區；爾後，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發展迅速，1994年，臺商對上海與江蘇省的投資金額連續三年超過對廣東省的投資，而「珠三角」與「長三角」也成為臺商投資的兩大重點地區。2000年，臺商對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投資重新出現大幅增長勢頭，2001年，臺商對上海與江蘇省的投資金額超過對大陸投資金額的一半以上，並成為臺商在大陸投資最多的地區。
3.台商的被邊緣化
2010年以後，中國經濟逐漸崛起，來自世界各主要國家的投資愈來愈多，台資在大陸吸引外資比重持續下滑，台商在大陸經濟發展角色似乎有邊緣化的趨勢。事實上，在大陸持續的改革開放過程中，為了配合整體經濟局勢的發展，台商的角色也應重新調整，加快轉型，在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的過程中，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。
整體而言，隨著中國開放40年，大陸政經日愈強大，台灣的自主性則相對減縮，但兩岸關係的結局如何決定，不在台灣，而在大陸，亦即中國大陸的作為與決策，是影響兩岸關係未來發展的關鍵。
六、結論與建議
經由前述分析說明，可據以列出本文的結論與建議如下述。
1.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，鄧小平被稱為「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」，而現代的習近平則是兩岸關係的最重要的主導者，兩人的決策模式悠關中國大陸的政治與經濟發展，同時影響兩岸關係甚巨。
2.若從政經變動的發展時間來加以觀察，並以十年為期，則第一階段(1970-1980年)以實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主。第二階段(1980-1990年)以國有企業私有化為主。第三階段(1990-2000年)以計劃調控市場與市場引導企業為主。第四階段(2000-2010年)以國營進民營退為主，以及第五階段(2010年-現在)，以習近平的政經轉型為主。每個階段的改革開放重點不同，但對中國後續的政經發展影響甚大。
3.中國大陸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以後，已逐漸走入世界兩強的行列，有關其改革開放的效益包括整體效益快速、中國脫貧成功、中國經濟產品走向世界、中國經濟超日趕美勝臺灣，以及國際貿易實力增加等。
4.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，臺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，臺灣在中國大陸各地區的投資甚大，且台商則扮演著重要的促進角色，包括台商投資方式、以勞動密集產業為主，以及兩岸經貿關係日愈密切等。
5.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，台商角色的轉變包括早期為主要的前導支柱、中期為投資地區的改變，以及後期為被邊緣化的走勢。
6.大陸改革開放40年，台商對大陸的改革開放的貢獻十分明顯，其對中國經濟的崛起的貢獻，不論是過去、現在及未來，均有其重大意義。由於經濟發展其實和政治的改革或政治的民主化互為影響，兩岸都瞭解台灣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，因此，建議兩岸應追求共存共榮的發展願景。
參考文獻
中國網，台商大陸投資。
維基百科，歷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生產總值。
顏建發、黃琬珺(2013)，從國際政經觀點看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與難題，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9 卷、第 3 期，(2013/秋季號)。
謝明瑞(2018)，中國一帶一路規劃與台灣新南向政策之比較分析，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。
謝明瑞(2011)，台灣黃金十年與中國大陸十二五規劃，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。
謝明瑞(2014)，設置自由經濟示範區要有配套，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。
財團法人
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
李正修
劉新圓
王順民
